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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 

 
  1917年4月15日,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,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。官兵们到达后,士兵架枪,军官入营房休息。
  罗佩金没有训话,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。说时迟,那时快,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,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,然后军官扣留,士兵逐出。
 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,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。此时气温还很低,这些人赤着膊,身上仅剩一条内裤,被冻得瑟瑟发抖。
  既然是强行遣散,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,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。
 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,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,立即派人走上街头,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。
  街上安静了,罗佩金没有理会,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,还省去了饭钱,但是当天下午,赤膊士兵又出现了。
  再次现身,“士兵流浪汉”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:早上还套一裤衩,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,就是赤条条一好汉。
 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,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。
  这是民间规矩。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,官府不受理,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——如果菩萨也收贿赂,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。
  显然,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,还壮了胆气。士兵们手持短刀,有没有刀,赤手空拳的,就沿街向屠户借来杀猪刀,或者朝居民要菜刀。
 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,而是要朝滇军算帐。
  滇军一个不防备,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。见势不对,滇军急忙开枪。赤膊兵虽然只有刀,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,马上也予以还击,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。
 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,一面断绝交通,一面修筑防御工事,战争一触即发。
 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,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,因此在爆发冲突时,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,嚷嚷着要打“红边边”。
  滇军遭到袭击,已经又惊又怒,一瞧,川人助川军,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,更是气炸胸膛,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。
 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“川军侦探”,押上城头,一长矛一个,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。
 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,滇军见到就杀。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,滇军喊他过去,这警察还直解释:“我是警察……”
  滇军官兵说,我认得你是警察。不由分说,拉进城里,一刺刀就给捅掉了。
 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,仅在滇军防区,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。
  对这些情况,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。在这一刻,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,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。
  在这一刻,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: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,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?
  口号再美丽,终究不过是口号。用不着沧海桑田,用不着海枯石烂,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,已经没有人会去兑现了。
 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。
  一国三公
  滇军的暴虐,招致了民众的反弹。
 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,向刘存厚进行申诉,请其出面讨伐滇军,以挽救川民。
  任何情形下,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,他们不知道,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,他师出有名了,叫做“吊民伐罪”。
 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,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,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,并押回省城。刘存厚发动突袭,将枪弹全部夺了过去。
 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,再次惹怒了罗佩金。
  1917年4月18日晚,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,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,即“刘罗之战”开始了。
 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,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,别人做坏人。开战之初,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,报告“刘存厚叛变”,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“讨伐”刘存厚。
 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“讨伐”的。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,人人痛恨罗佩金,久想同滇军一拼,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“赤膊兵”,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。滇军本欲一鼓作气,攻下刘存厚的师部,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,以致于只能据皇城以守。
 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,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,予以焚烧,说是要扫清视界,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,叫做“亮城”。
 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“智囊”,政治上的“白痴”,这么一“亮城”,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。
 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,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,都这样了,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,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,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。
 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。尹昌衡时期的“成都兵变”发生后,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,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。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,又要倒霉了。
 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,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,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,每支索取十元大洋。
  这哪里是当,不过是赤裸裸的敲诈。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,当面婉言谢绝:“武器是禁物,我们怕犯法,不能收。”
  敲诈不成,几个大兵恼羞成怒,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,走之前扔下狠话:“你太不识相了,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。”
 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,正中乱兵们的下怀。第二天,那几个川军便戴上“红边边”,手提煤油桶,挟着破棉絮,冲进当铺纵火,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,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。
  才打了两天,就要退守皇城,还得“亮城”,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,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。
  戴戡是贵州人,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、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。护国运动发起后,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。
  跟唐继尧一样,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,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。滇军的武器不行,黔军还不如滇军。刚入川时,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,直到开进成都后,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。
  这样的部队,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,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。打了几个月,不但毫无进展,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。
  护国战争结束后,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,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,没有功劳,尚有苦劳,吃吃喝喝、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。
 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,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(相当于副督军)。
  若论护国之功,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,戴戡能担此重任,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——梁启超、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,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。
  岂止刘存厚不服,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“关系户”无功受碌,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,因此很瞧不上戴戡,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,各怀异志。
  当时的成都,一共住着罗佩金、戴戡、刘存厚这三大强人,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,戴戡属进步党,刘存厚属共和党,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,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,几成鼎足之势,川人形象地称之为“一国三公”。
 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,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,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,
  还未来省城时,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,双方已经熟络起来。可是等他正式履职,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,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,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。
  这叫什么,这叫眼皮子浅。刘存厚受到漠视,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,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,导致戴戡在这种“一国三公”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,更不容易做出事业。
  渐渐地,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,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秩事时,更是常常感伤不已。
  他其实不是强人,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。没有蔡锷,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得下去,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,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,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。
  又一个渔翁
  刘罗交恶,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。
 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,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,这样的话,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。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,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:“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,太笨了。”
 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,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,刘罗一旦互殴,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,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。
  “他们要打,让他们打好了,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,我们只须作壁上观,到时坐收渔翁之利”
  戴戡一想很对,于是不仅不再解劝,还暗地里煽风点火,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。
  巷战开始之前,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,特别是罗佩金,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,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,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,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,换上全新装备?
  就算作为报答,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。
 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,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,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。
  仗打起来了,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,却也没往里拐——他宣称中立,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,看你们打。
  只看了两天,渔翁就得利了。
  北京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,但战争刚起,就死了这么多平民,祸闯得太大,要“立刘倒罗”就比较困难了。
  最好的处置办法,是各打二十大板,一个也不立为太子。
  1917年4月20日,北京政府传来电令,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“闲职将军”的头衔,要求两人停止战争,立即去北京。
 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,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,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,这时梁启超和其它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,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。
 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,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,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,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,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,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。
 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,他不由喜出望外。渔翁已经得利,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。
  1917年4月21日,戴戡把北京电令告知双方,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。
 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。他以一省督军,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,屈就“闲职将军”,很明显是降了,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,则是升了,凭什么?
 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,但既然人财两空,他也就硬挣一口气,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,就决不收手。
 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。
 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,对皇城进行轰击。罗佩金的“亮城”在大失民心的同时,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,所谓扫清视界,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。
 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,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,炸断了三根柱子。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,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,又追了过来。
  当时的大炮,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,都做不到如此精准,之所以能指哪打哪,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,目标突出而已,换句话说,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。
 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,罗佩金脸白了。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它滇军的增援,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,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。
 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。成都巷战的同时,钟体道已兵分两路,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,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。
  最终,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。罗佩金孤立无援,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。
  1917年4月24日,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,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,川军也未追击,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。
 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,集督军、省长、会办于一身,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。来得太容易的成功,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,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。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,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,一副就要当家作主的派头。
 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,包括在川的进步党。事实上,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,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京赋闲。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,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,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,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。
  张澜虽助刘存厚,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,为戴戡着想,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,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——你不是有三颗印吗,四川军政大权在握,又何必如此吝惜?
  一场武戏下来,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,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,犹如护国之役的重放,真正是晦气到了极点,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,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。
  可是戴戡不同意,他舍不得,说来说去,还是书生从政,眼皮子太浅。
  愤愤然之余,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。
  赢家通吃
  段祺瑞弃刘用戴,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,属于权宜之计,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:“川事未了,幸勿退缩,中央当作最后处理。”
 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,北京政局再次风云突变。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争到了白热化,段祺瑞一气之下,跑到天津去了。
  紧接着,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,率领辫子兵入京,但入京之后即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。
 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,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,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。
 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,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,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,他的态度很重要。
 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,拜谒并请示于段祺瑞。
 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,张勋解散国会,无异于给政敌来了背后一枪,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。他对吴莲炬说:“你怕什么?快去北京找张勋吧,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。”
  吴莲炬摸清门道,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,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。
  你要效忠,还不是想效就能效,得人家看得上才行。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,刘存厚有多少实力。
 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:“刘部有两师一旅,为川军重心,吃得开,绝无问题。”
  1917年7月1日,张勋在北京策动复辟,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。
  从前玩儿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,现在一个电令过来,就梦想成真,把个刘存厚给乐的,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。
 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,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。
 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,他特地叮嘱刘存厚,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,因为时局还在变化,目前看不清风向。
 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,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。
 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。因为张勋复辟后,在各省都宣布了巡抚,但其它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。
  巡抚已经任命,督军还没取消,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。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,双方各守防区,遍布岗哨,气氛显得格外紧张。
  是赞成复辟,还是赞成共和,是当督军,还是做巡抚,刘存厚无所谓,戴戡其实也无所谓,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,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,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,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,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。
  在答案揭晓,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,大家都在猜谜语,戴戡也一样,他不知道该如何表态。
  还是得听北京的动静。
  1917年7月2日,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,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,准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,维护共和,张勋已成了“逆”。
 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。没什么好说的了,段祺瑞必是赢家,张勋必是输家,赶快戒严,通电讨逆。
  与此同时,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:“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,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,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。”
  “刘先生”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,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。想想这政局诡异的,一般的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。
  接到戴戡的电话,他赶紧说:“巡抚之职,我得辞谢,我绝不能做,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”
  戴戡不依不饶:“你来做你的巡抚,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,何必辞谢!”
 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,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,不由恨得直握拳头。
  “刘罗之战”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,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,所以忍气吞声,打算自认晦气。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,捏住刘存厚“附逆”的罪状不放,以为师出有名,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。
 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,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,而且含特种兵编制,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等五大兵种齐全。戴戡带来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,计六七千人。仅数量而言,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,谁更有优势,这笔帐戴戡还是会算的。
  这时候,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,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,约定一旦川黔开火,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。
  有了底之后,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,有恃无恐。
  1917年7月4日,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,命令刘存厚出席。刘存厚当然还是不敢来,只托病派了个代表。
  戴戡桌子一拍,责问代表,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“伪职”。代表赶紧分辩说,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“巡抚”,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,何谈取消。
 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,所以哪肯轻易放过,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,不能让人放心。
  代表当即表示,回去后就发通电“讨逆”。
  1917年7月5日,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,反对复辟的电稿。这电稿写了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,是给别人看的,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局,电稿发不出去。
 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,戴戡又打来电话,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。
 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:“要我表态,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人员。”
  戴戡扔下电话,便传令发起进攻。
  当天下午,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,“刘戴之战”也即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。
 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
  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,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,还没有黔军多,因此一开始,黔军来势汹汹,好象一口就要将对手给吞掉。
  1917年7月6日,川军渐呈不支之状,黔军沿路连抢带烧,十分得意。
 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。肆无忌惮的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,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,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一边。
  打巷战,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,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,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,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,猛一回头,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。
  招架不住了,黔军纷纷撤往老皇城。
 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,不用说,必定是在等滇军来援,如果滇军一到,里应外合,川军就危险了,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之前,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。
 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,靠的是大炮。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,然后朝皇城内猛轰。
 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,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。皇城区域很大,黔军毫发无伤,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。
 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。城墙离皇城太远,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,对着城门射,不信就轰不开来。
  一打,飞了,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,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。
 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,还是一样。
 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,不是平射炮,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,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,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。
  炮击无效,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,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,均赏大洋五十。
  悬赏令一下,图利的就来了,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。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,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。
  黔军既不怕炮,也不惧人,敢死队员架梯子时,他们不声不响,再往上爬,也不理会,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,再一梭镖刺过来,来者立刻滚落城下。
 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,刘存厚也没了法,只得绕城修筑工事,将皇城紧紧困住。
  刘存厚最担心的,就是滇军来援,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,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,可是几天过去了,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。
  罗佩金不是不救,是不想早早地来救。
 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,还得数人家罗佩金。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,在“刘罗之战”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。
  有仇不报非君子,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。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,一方面是出口气,另一方面是要抢过“最佳渔翁”的荣誉席位。
  油才刚刚放进锅,还没热起来呢,你们慢慢玩。
  黔军守皇城,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,滇军不来,粮食就成了问题。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,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,老是拿不定主意,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。
 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,黔军最多坚守五天,五天过去,仍然杳无音讯,他实在忍不住了,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。
  晚了,城外川军已经调入,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,黔军根本突不出去。
 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,继大炮、敢死队之后,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。
 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,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。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,将火药放进去,外面加上铁箍,然后挖一隧道,直通皇城城墙底下,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。
  当地雷爆炸时,声音惊天动地,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。爆炸停止,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。
 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,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,预先就埋伏在周围,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,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。
 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,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,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傻了。
  第二天,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,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,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。
 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,遂表示同意,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。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,并没有出城,而是直接冲上城墙,欲控制城头。
  城头作为制高点,在战争中至关重要,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。短兵相接处,双方都来不及开枪,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。
 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,黔军已经又饥又疲,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活,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,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,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。
  十二天了,滇军还是没有露面,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。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,向刘存厚交出三印,再次请求撤出成都。
  刘存厚同意了——不过是使诈。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,黔军全军覆没,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。
  诈术跟权术一样,若不加以节制,就都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东西,魔盒一旦打开,就收不住了,因为你会用,别人也会用,谁都会使诈,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。
  喜欢摆龙门阵(侃大山)的川人,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,上联是“一生惯作秦庭哭”,下联是“死后方知蜀道难”。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,滇军“侵黔”,实系戴戡引入,是他在云南“哭秦庭”的结果,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,戴戡无法得势,然而他死于“蜀道”,亦是为滇军所坑,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
  “刘戴之战”结束,北京方面也已定局。段祺瑞驱走张勋,以“再造共和”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,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。
  后台老板得势,一切水到渠成。半个月后,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“四川督军署”的横匾。
  刘罗戴,还剩下一个罗佩金。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,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。可惜渔翁尚未得利,鹤蚌相争就有了结果,好好的一口锅给烧到焦糊。
 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,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,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,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。
  三国大战,赢的输的,笑的哭的,都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