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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 

 
 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,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,但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,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,弄到最后都不战而退。
 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,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,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,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。
  对陈宦来说,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。
  收到前线电报,已经是凌晨四点。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,他叫人喊邓汉祥来见。
 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,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。刘一清临上前线时,曾偷偷地告诉他,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,你不要有什么顾虑,无论什么情况,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。
  尽管如此,当得知陈宦这个时候召他时,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,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见面。
  陈宦正绕室彷徨,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:“宜宾一线吃了败仗,我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,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,要不然就晚了。”
  对陈宦“干”的含义,邓汉祥当然清楚,就是要联蔡反袁。可陈宦是什么人,那是活脱脱的小袁世凯啊,常常是上面扔馅饼,下面设陷井,跟他打交道,你得多长一百个心眼才行。
 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,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,然后将我俩一网打尽?
  想到这里,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:“不行不行,不能这么干。”
  陈宦越说要干,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,说来说去,把个陈宦给说急了,知道邓汉祥是不相信他,当下就提笔刷刷地写了一份电稿。
 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:宜宾方面,刘一清已有部署,请你速联系蔡锷,以便“共策将来”。
  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。
  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,连说不可。
  陈宦信誓旦旦:“我们这种关系,你还不放心吗?”
  邓汉祥不放心,一点都不放心。
  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,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,万一出了差错,那我不就惨了。
  都是精明人,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。
  陈宦说:“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,都是我的笔迹,你发出电报后,可以把原稿存起来。”
  听完陈宦的这番表白,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,也才相信陈宦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。
  最后的反攻
  攻心战初见成效,陈宦为了自保,开始暗中同蔡锷互通声气。经过双方约定,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,双方军队都是坐地打冲锋,喊杀声听听震天响,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。
 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,兵力捉襟见肘,根本就不够用。宜宾方面松驰下来后,蔡锷得以将滇军主力抽出,全部使用于泸州,那里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强敌。
  泸州方面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,领衔者为曹锟。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,黔军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,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序列,但刘存厚师在“清乡”时已被陈宦分割,只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,而黔军也兵力微小,全部加起来,护国军不过才五六千人,仅为北洋军的一个零头。
  当然,最令蔡锷头疼的还不是人少,是缺乏后援。
  滇军从云南出发时,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,而且还是蔡锷的参谋长把祖产拿出来作抵押,从银行贷来的款。
  知道军饷不够,蔡锷拉下脸,求爹爹告奶奶,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送来,但这些钱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,实在是杯水车薪,倾刻便会告罄。
  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,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,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。
  应该说,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,每年全省收入不过两三百万,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,不过自云南独立以来,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,加上其它筹款,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。
 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,用作扩充自己实力,连一个子都不愿多拨出来。
  唐继尧不肯给钱,“口惠而实不至”,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,但他“生平不好货财”,虽统军多年,却没有什么积蓄,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。无奈之下,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,以继续维持军队开支,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,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。
 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,是弹药的匮乏。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,没有子弹,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,为此,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,冒充枪声,以迷惑北洋军。
 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,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,乃至“全军惶惑”,士气受到不小打击。
 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,多次以弱胜强,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,得调整战略战术了。
  1916年3月7日,蔡锷下达退却命令,护国军转攻为守,缩短战线。
 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。全军撤退后,他“形容清瘦,颇有劳悴之色”,日子难过啊。
 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,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,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至。
  军饷困难,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,商请陈宦暗中接济。
 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,但实际仍在骑墙,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,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。
 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,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,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多,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,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。也就是说,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,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,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。
  陈宦是个中行家,当然看得出来,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,还得讨好,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,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?
  怎么讨好,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,那风险就太大了,依陈宦的性格,是绝不肯如此做的。
 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,所以他只要钱。对陈宦来说,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,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,没有理由不愿意。
 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,子弹也运来了,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,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用完,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。
 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。
  1916年3月15日,广西宣布独立。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,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。
  战争归根到底,打的就是钱和资源。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,护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,也无法席卷中国,直捣北京。
  蔡锷唯一的胜算,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,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,这样,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决择,加入反袁护国阵营。
  有鉴于此,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,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,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,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。
  总攻发动之前,蔡锷宣布“能战者奖,怯战者惩”,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,三军大为震憾。
  1916年3月17日,蔡锷下令全线反攻。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,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,也没能攻入泸州城,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。
  第二天,即1916年3月18日,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“长江五督”(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)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,要求取消帝制。
  “长江五督”拥兵十多万,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。他们态度的变化,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。
  实际上,北洋内部的这些矛盾,早在袁世凯发动“削藩风暴”时就已埋藏下来,但最终爆发,则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。
  如今的局面,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,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,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。
  1916年3月22日,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,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。
 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,轻易从不会服软,他能服软,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,已超出常人想像。
 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,蔡锷的总攻也得被迫结束,因为他就那么点资源可用。
  袁世凯先叫停,成了输家,反之,蔡锷就是赢家。
  竹杠是敲出来的
  老袁精明一世,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。
  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,还不知道这个“忠臣”已同蔡锷搭上了钩。如今双方谈判,他仍授命陈宦为己方代表。
  进入停战谈判后,蔡锷仍一着不让,一面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——不光是先前的撤销帝制,还得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,一面倒逼陈宦,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。
  陈宦还在犹豫,但这种犹豫,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,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,生怕一旦公开背叛,袁世凯会向他展开报复。
  这种危险时期,如果没有得力部队护驾,人头随时可能落地。曾归陈宦辖制的部队,川军有的投了蔡锷,没投的,只要陈宦宣布独立,一准会反戈相向。只有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,这三个旅里面,一个远在川东,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一位旅长的指挥。
  陈宦踌躇不决,也就在看这位旅长的态度,他叫冯玉祥。
 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,陈宦对之有知遇之恩,这种知遇之恩还不是一点半点,可以说冯玉祥一路过来,多蒙陈宦所提拔。
  早在陈宦任统制(师长)时,冯玉祥还是他军队里面的一个队官(连长)。陈宦入川之前,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,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,并带到了四川。
  来川后,陈宦将冯玉祥视为身边绝对的嫡系,所有部队里面,优先补充他的枪械,将冯玉祥的旅扩充成了混成旅。
 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,都好猜忌,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,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。
  至少,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。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,宣布独立与否,他说可以就可以,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。
  在军事会议上,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。这让陈宦放下了心,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,就算袁世凯要报复,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,就没什么可怕的。
  1916年5月22日,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。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,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。
  袁世凯忧愤成疾,随即发布命令,将陈宦撤职查办,其遗缺由川军将领周骏继任。
 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,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,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,是因为他知道,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,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。
  接到任命,周骏果然呼地就跳了出去,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。一路上,他连口号都想好了,叫作“川人治川”——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,你陈宦是外地人,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。
 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,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,蜀军被灭,周骏师就成了川军第一,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。
  周骏自东而西,向成都杀来,其部浩浩荡荡,犹如一条长蛇,把大路都给塞满了。在其身后,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,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,同样是源源不断,络绎不绝。
 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,打成都,积极性比谁都高。这阵势吓坏了陈宦,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。
  他万万没有想到,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:“我要走了。”
  就在这节骨眼上,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。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领导是死是活,他不管。
 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,假如冯玉祥一走,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,就只有一个卫队团,无论如何挡不住周骏。
  陈宦后悔不迭,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、邓汉祥是“联蔡反袁”的倡导者,现在事情搞成这样,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。
  商量之后,刘、邓便代表陈宦,一起去见冯玉祥,恳求他能再作考虑。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,冯玉祥都不为所动,只是强调:“四川人排外难斗,我若与周骏作战,遍地皆是敌人,将防不胜防。”
  听冯玉祥这意思,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,刘、邓急忙说:“四川人反对袁世凯,可以说完全一致。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,乃是全川公敌,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。”
 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:“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?”
  有门了。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,刘、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,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呼声。
  冯玉祥点头同意。
  回去后,刘、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,聚会于成都皇城(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,此时为军政府驻地)。
  开会发言时,一众代表都表示,周骏助袁西犯,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,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,“灭此朝食”。
 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。他厉声说:“我起初不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样,所以要回北方,现在清楚了。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,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,即便肝脑涂地,亦在所不惜。”
 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,正要鼓掌,却听到冯玉祥又来了一句:“不过……一般士兵知识有限,如何才能激励他们,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。”
  锣鼓听声,听话听音,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,就是要钱要物嘛。
  有人便问:“请教冯旅长,究竟需要多少数目?”
 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:“各位先生都很高明,这个不用我说了吧。韩信将兵,多多益善,我怎么好说数目呢。”
  看来胃口不小,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。会场上沉默了一会,但随即就有人慨然允诺:“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,你们的粮饷,陈宦将军负担不起,我们四川人负担,马上就去发动凑集。”
  冯玉祥见状,神情十分激动,他高声说道:“周骏要是打得过来,把我冯玉祥的鼻子割了!”
  这句话一出,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,莫不称快。
  当晚,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、面粉、大米等物资,全部送交冯部,此外,又赠现款二十多万。
  陈宦以为,这下事情应该妥妥的了。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,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,准备离开成都。
 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。陈宦想不到的是,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,还有人比他更虚伪,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,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,尤其令人惊诧的是,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,毫无任何愧疚之感,仿佛理所应当。
 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“传帮带”作用下,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,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。比如,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,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,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,乃至于被卖之前还在帮着对方数钱。
  乱世中的生存之道
  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,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,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。
  陈宦愤怒极了,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。
  冯玉祥来了,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,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,还有几十人的手枪队。
  刘、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,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。
  见冯玉祥进门,陈宦一拍桌子:“冯玉祥,我从前清到现在,始终是扶持你的。开军事会议,你主张独立,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,你这是什么用意?”
  说到这里的时候,陈宦真是悔恨万分:“我告诉你,我七十四岁的老母,现在就住在皇城,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,我是不走的……”
  未等陈宦说完,冯玉祥突然往地上一倒,然后伏地痛哭:“我冯玉祥并无别意,是恐怕打不过那个周骏,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。”
 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,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,负责联络的刘、邓两位幕僚,比陈宦还要恨的深。尤其刘一清,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,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,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。
 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,告知此事。不料陈宦大发脾气,说你们如此搞法,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,导致叛变。
  陈宦这么说,一半出于谨慎,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。
  男儿有泪不轻弹,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打滚,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,那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屈。
  有苦衷,就能劝慰,有委屈,就可以排解,陈宦相信,只要给冯玉祥一点时间考虑,他会留下来的。既然如此,又何必把事情做到那么绝呢。
  他不知道,冯玉祥的这个动作,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,如果你见惯了,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。归根结底,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,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超一流高手,他所擅长的,也不过是在上级面前拍拍马屁,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。
 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?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,陈宦你还嫩得很哩。
 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,陈宦坚决反对,还说:“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,我就先杀你们二人。”
  刘、邓面面相觑,只得作罢。依靠逼真演技,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劫。
  在陈宦的卧室里,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,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,已被他猜到了大半。回去后,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,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,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。
  陈宦这才明白,他又走出了一记昏着。
  一场鸿门宴,使项羽成了“竖子不足与谋”的典型,可是古往今来,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?
  1916年6月25日,陈宧被迫逃出成都,经绵阳、重庆至汉口,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。
 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,离开时,他又搂草打兔子,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。按照他的命令,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,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,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,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,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,才把枪弹运到汉中。
  此君既不用打仗,又得了如许多的实惠,真正是赢家中的赢家。
  枭雄、英雄、奸雄,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,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——只能说,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,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。
  1916年6月27日,周骏率部进入成都,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。
 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。二十多天前,袁世凯已经病死,袁世凯一死,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,更主要的是,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。
 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,做了两手准备,一是依靠冯玉祥,二就是向蔡锷求援。求援得到了同意,但直到陈宦离开,滇军也未开入成都。
 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。
 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,就毫不隐讳,说护国之役胜利后,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,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,而不能撤回云南。
 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,便是军费开支庞大,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,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,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。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,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,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,才暂缓行动。
 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,做不了大事的人,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,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,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,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,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。
 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,在于他更顾大局,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。用一句俗话来形容,就是他比较“讲政治”,过去即便是“侵滇”“侵川”,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。
  陈宦求援,如果不答应的话,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,蔡锷不能不答应,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,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。
 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:“我们做渔翁不好吗?”
 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,那陈宦就站稳了,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?地盘还是人家的,最多不过像第一次“侵川”时一样,弄点慰劳费,然后该回哪还回哪。
  鹤蚌相争,渔翁得利,滇军这些人的算盘,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,等陈宦走后,滇军再来打周骏,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。
 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,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。周骏一入成都,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。
  袁世凯倒台之后,周骏的“四川将军”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,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,所部节节败退。
  见势不妙,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,作躬打揖,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“乱命”,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。
  从成都退出时,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,用仓惶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惨样。更可怜的是,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,有如看到过街老鼠。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,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,都唯恐惹火烧身——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,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?
 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。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,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,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呢,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。
 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,你带着这几千残兵,能往哪里去,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,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?不如把部队留下来,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。
  周骏想想有理,就把残兵交予地方,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,出川进京。进京后,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“闲职将军”,虽然是聊以度日,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。
  1916年7月29日,蔡锷进入成都,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,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。
  对四川人来说,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,委实是件好事。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,蔡锷督滇,要维护云南及滇军,如今督川,自然只会向着四川,而以蔡锷“护国英雄”的威望和军政才能,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?
 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,也是以四川为中心,然后联络滇黔,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。
 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,自辛亥革命之后,这个“天府之国”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。
  可是天不遂人愿。因劳累过度,导致蔡锷喉疾加剧,病情越来越重。1916年8月8日,他去电北京请假后,离成都东下,远赴日本就医。
  临行前,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,蔡锷亦感慨良多,他动情地说:“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,年赋税达数千万元,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,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,实大有可为。”
  蔡锷又说,我原来想到中央去,现在也不想去了。自己虽然多年奔波,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,假如能早来四川,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,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,不得不走了。
 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,等他治愈后,将早日回川理政,然而仅仅三个月后,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。
 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,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,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