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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 

 
 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,尹昌衡讲的乱世。在乱世中,根本不需要什么长城,需要的只是板砖。
  板砖呼啸而过,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。
  这就叫乱世枭雄。
  鲶鱼效应
  轮到尹昌衡来当家了。
 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,可等他坐进都督府,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。
  在经历兵变后,成都的藩库、盐库、银行早已空空如也,工商业也元气大伤。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,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,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,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,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。
 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,其它更可想而知,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,成了名符其实的穷棒子政府。尹昌衡毫无办法,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。
  政府穷了,来蹭饭的却不见少。兵变发生后,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,先后聚集成都,而且来了就不走,明睡到夜,夜睡到明,除了食宿外,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。
  当场者乱,隔壁心宽,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。
  到底从小是神童,左思右想,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。
  保路同志军里面,以袍哥为主,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。尹昌衡便依样画瓢,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“大汉公”,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,他自封为“大汉公”的舵把子。
  从此以后,尹昌衡班也不上了,整天价到各个“码头”去拜客,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,把酒言欢。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,还拉近了彼此关系。
  看到都督如此“亲民”,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,大家见了面,都不叫尹都督了,而是直称“尹大哥”,表示绝对拥护。
  每到一处地方,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,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“绛绉缠身”。回去后,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,接着又兴致勃勃去拜客。也就是说,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,就是穿梭也似地走亲戚,至于都督府的公事,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。
 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,也都挂出招牌,成立本部门的“堂口”。尹昌衡是“大汉公”,他的军政部称为“大陆公”,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,曰:大参公。
 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,“不逾刻而遍城中”,全城百姓为求自保,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。袍哥提倡复古,即恢复汉朝衣冠,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,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,只能从戏曲中照搬。一时间,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,有头扎“英雄髻”的,有腰佩宝剑的,有足登花靴的,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。
 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,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,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。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,直截了当地说,你的所谓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,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!
  蔡锷一打一拉,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,却承认重庆政府,并且表示,愿意派滇军帮重庆“讨伐”成都。
  蔡锷的话是说得很好听,可不管是成都政府,还是重庆政府,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。
  在此之前,滇黔两省早就以“援川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。黔军还好,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,中途已经折回。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。
 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,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,答应付给兵饷,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。
 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:都到这个份上了,谦虚不能使我进步,骄傲不能使我落后,爷想怎样就怎样。
  滇军所过之地,见到川军就打,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、巡防军,一个不留,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。
  扯了半天,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,滇军“援川”实为“侵川”。
 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,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,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。
 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,现在盐税又没了,无异于要去了半条命。
  尹昌衡忍无可忍,遂将军队开到自贡,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。蔡锷的一拉一打,正是以此为背景。
 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像的那么没觉悟,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,他们还是懂的,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“好意”。
  俗话说得好,一山难容二虎。在成都政府建立后,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,实行“武力统一”,而重庆方面,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“协助统一”的心思。
  滇军的现身,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,它们其实根本不是“虎”,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。
  在经济学中,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“鲶鱼效应”,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,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,假如一一对应,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鲶鱼。
 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,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,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。
 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,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,川军要硬来的话,只会输到一干二净,除非你想个法子,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。
 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,滇军收着盐税,正滋润着呢,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。
 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,对云贵川来说,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。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,并且事先商定,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,说好先给三十万。
 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,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,没想到才过几天,黄兴从南京发来电文:清帝退位,南北统一,用不着再北伐了。
  北伐中止,按理就不用掏费用,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,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,不拿钱就不走人,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不能少。
  尹昌衡十分火大,也派军队去重庆,要迫使滇军离境,双方差一点又打起来。
  一打的话,甭管输赢,总是重庆倒霉。无奈之下,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,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,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,滇军这才撤走。
 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,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,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。
  按照双方协议,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,尹昌衡出任都督,四川就此统一。
  兄弟齐心,其利断金,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。协议一出,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,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。
  鉴于先前的“袍哥政府”已受人以柄,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,下令取缔袍哥,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被没收,劈掉做了柴火。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,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。
  虽然是“脚杆硬不过大腿”,重庆实为成都所并,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。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,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。
  这个人叫胡景伊。
  开场秀
 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,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。
 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,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——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,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。
  等他毕业回国时,才有了武备学堂,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。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,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,但按照传统规矩,二人仍有师生之名。
  除此之外,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。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“不傲、不狂、不嗜饮”的典型,为人非常有城府,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。
 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,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的青睐,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“长城”靠拢: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,怪话连篇时,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。
  在东京时,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。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,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,他却突然变了脸,只撂出一句:“你们赶快给我滚,要是不走,我把你们交出去!”
  说这话时,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,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,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“乱党”日后会有什么出息。
 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,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,世道开始乱了。
  眼前的局面,就连久历宦场的张鸣岐、赵尔巽都无所适从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更不用说胡景伊了。
  武昌起义爆发后,广西新军密谋响应,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,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。
 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,他早就呼地一声蹿了出去,胡景伊不行,他是稳妥持重的“长城”,不是冒冒失失的“板砖”,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。
  可是机会不等人,这么一犹豫,别人当了都督,反过来要对他下手,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。
  有时候,人生就差那么一步,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。
  胡景伊后悔莫及,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: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?该出手时得出手啊
  让他想不到的是,以前瞧不上的“乱党”竟会变得如此值钱,真是瞎了眼,赶快着手补救吧。
  上海是自由港,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。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,经过他的引见,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。
 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,又有当协统的经历,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,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,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,也经常向其请教,两人私交甚好。
 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,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,却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。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,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。
 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。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,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。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,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,去了四川。
  也算巧,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,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,便想聘他为顾问,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。
 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,尤其落魄之时,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,于是马上接了过来。
  谈判结束,正待回重庆复命,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。
 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,急切地要找一个“诸葛军师”来辅助自己。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,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,“学识优长,经验宏深”,各方面都绝对合格。
 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,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,就直接去了成都。
  四川统一后,重庆虽被并入成都,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,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,即便变成地方,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,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,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。
 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,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,却遭到群起而攻之。等于阿Q要革命,“洋先生”却不准他革命,以致于“他所有的抱负、志向、希望、前程”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,由此因爱生恨,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。
 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,随他一起到任的,还有一个机关枪营。重庆党人虽多,但手上没有武装,只能唯命是众,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,不可一世。
  有人对他说,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,才堪大用,他从鼻子里哼一声:“什么奇杰,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!”
 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,莫过于有“羞辱之恨”的熊克武和蜀军,偏偏他又听到消息,蜀军即将开赴重庆,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。
 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,阻其入川。
  这个找到的枪手人称刘罗汉,乃原驻万县(今重庆市万州区)的巡防军管带(相当于营长),拥有巡防军千余人,后经人游说宣布“反正”。
 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见风使舵者的典型,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,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。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,而且残杀党人,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“同志”。
 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,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,但墙有缝,壁有耳,重庆本是党人据点,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。
  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一刀一个。1912年4月10日拂晓,熊克武先发制敌,在他的指挥下,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。
 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,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。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,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,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,这玩意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,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。不到半天工夫,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,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。
 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,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  1912年3月底,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。甫至城下,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,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,针对的就是蜀军。
  半几,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,要求蜀军不得入城,只能驻扎江北县城。
  如此苛酷待遇,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。熊克武很清楚,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,一旦打起来,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,而将转化为蜀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。
  老狐狸真够坏的,但我不会上你的当。
 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,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,官佐要去探视亲友,则一律换穿便衣,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。
 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,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,没有小圈子,也没有人摆老资格。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,同事战友之间,相处有如手足,尽管也时有争吵,但吵过就算,谁也不会心存芥蒂。
  蜀军内外皆修,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,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,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。
  川边长城
  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“老诸葛”。当时全国进行军制改革,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,共编五个师,胡景伊被任命为军团长,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。
  在整编仪式上,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:“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,在座诸位,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?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。”
 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。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,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,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,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,也就是说,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,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:武备系。
 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,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——不管尹昌衡怎样提高他的权威,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,也根本调遣不了以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。
  1912年6月10日,经胡景伊提议,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。在胡景伊走后,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,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下来。
  胡景伊回成都,一半是在重庆呆不下去,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,而尹昌衡召他回来,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。
  自近代以来,英国多次派兵侵藏,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,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,但在由印度回藏时,被英方笼络,态度又转向亲英。在达赖的影响下,川边巴塘、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,杀害了北京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。
 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,他不仅平定了暴乱,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“改土归流”政策,即废除土司制度,重新设立行政机构。
 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,西征是其最大功绩。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,他仍在川边忙碌,直到保路运动爆发,在成都被赶下台。
  即使削职为民,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  成都兵变后,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,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待才行。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,否则谁拥戴你,剩下来就只有痛打落水狗,顺便借此立威。
 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,然而政治这东西,实在管不了那许多,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,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,予以斩首示众。
 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,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,有擅战之名,乃至“藏人畏恨”,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,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,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——尹昌衡杀他时,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分。
 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张位置也决定了,谁坐上去,都得接受同样的使命,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。
  就在1912年6月,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,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拉萨,“亲英反汉”卷图重来,并逾演逾烈。
  赵尔丰被杀前后,不仅“改土归流”中途夭折,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,在防守上极其虚弱。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,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,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、理塘,川边形势岌岌可危。
 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。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,是要再听听“老诸葛”的意见。
 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:“此君经营川边六年,花了那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,要是我去的话,收获当不止于此。”
  还是那种“尹氏风格”,目中无人,睥睨一切,但大敌当前,倒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慨。
 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。
 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,被川人称为“赵屠户”。胡景伊对尹昌衡说:“以你诛杀赵屠户的声威,叛乱的藏兵听了,定然是丧胆溃窜,荡平不成问题。”
 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,即向北京政府请缨西征。
  1912年6月14日,北京政府复电同意,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。
  都督离境,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,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心,怕他乘机夺权。想来想去,还是“老诸葛”更可靠,于是便在出发之前,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(即代理都督)。
 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,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。正如胡景伊所说,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,而这个“尹长子”竟然能诛“赵屠户”于成都,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,心理上便未战先怯。
 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,至多万余人,且是分路攻击,但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,结果畏之如虎,自个把自个给吓得够呛。
 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,势如破竹,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,不到三个月,便收复了巴塘、理塘,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。
 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,本拟一鼓作气,率军直趋拉萨,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,但这时北京政府发来电文,下令他停止进军。
 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,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,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佬。
  英国对“临时大总统”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,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进,他们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,不仅如此,还会“助藏独立”。
 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,接连来电十余道,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。
  尹昌衡出征,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。他曾经说过,如果让他生在汉朝,“烈不敢让关壮缪”,让他生在宋朝,“忠不敢让岳武穆”,那是绝对敢跟关羽、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。
  可是关羽、岳飞碰到的尴尬,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。归根结底,他如今已是民国将领,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,说造反就可以造反。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,足以捆住他的手脚。
  另外一方面,兵马出征,离不开充足粮草,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,朝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,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。袁世凯不光发金牌,还断粮饷,西征军要继续前进,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。
 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,着力经略川边。在赵尔丰“改土归流”的基础上,他再进一步,用整整两年时间,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,为后来的西康(即川滇边区)建省打了下基础。
  因西征之功,尹昌衡被另授以川边经略使,军衔晋为上将。这个年轻的川军将领从未改变自己的个性,照样傲,照样狂,可对于四川百姓来说,他毫无疑问就是长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