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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 

  1911年10月,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,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。
 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。在此之后,关内十八省中,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,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,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,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。
  鄂军、苏军、浙军……,一长串名单里,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,真是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,不过一切还来得及。
 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。
 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。武昌起义前,他正在陕西,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,武昌起义后,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。及至武昌告急,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,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,以间接援助武昌。
 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,大家伙把熊克武给围住了:“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,就算攻下了,离北京还远得很。”
  那怎么办呢?
  “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,组织军队兴师北伐!”
 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,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,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。
  饺子加大葱
  在众人的推举下,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。
  涉及到组建军队,第一让人头疼的不是人,而是钱。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,但远远不够,
  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。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,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,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。
  武昌起义之后,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,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。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,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,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。
  搞到如此地步,真是怪不得政府,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。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,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,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。
  所有股票里面,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“兰格志”股票尚算值钱,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。
  “兰格志”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,他们如今都在上海,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。熊克武多方动员,好说歹说,二位始终不肯松口。原因当然是怕“借”出去后鸡飞蛋打,一去不回。
  直捅捅地办事,就像包全肉的饺子,太腻歪,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巴,但是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。没多久,“大葱”不请自来。
 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,他的卫队长姓黄,经过“咸与维新”,自然也成了“革命同志”。在武昌之役中,黄同志受了伤,被送到上海就医。这样一来,更了不得,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。
 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,就是得有枪杆子,所谓盖庙立旗杆,自己做山神。黄某是四川人,同样知道“兰格志”股票的好处,伤一好,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“借”股票。
 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。黄同志眨巴眨巴眼,也没有再劝,而是掏出一把手枪。
  “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?看看我姓什么,对了,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!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,敢跟我作对?”
  武昌起义后,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,代行大元帅职权,在当时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但凭一个同姓,就要跟黄兴攀兄弟,这也够能扯的。
 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,在黑洞洞的枪口下,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,只得退一步,同意开会表决。
  表决需要时间。开会那天,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,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,便不由分说,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黑房子,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。
 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,就到沪军府去告状。沪军都督收下状纸,随手塞给来人一排新兵。
 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,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,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。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,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,无论如何帮帮忙。
  熊克武没有兵,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。
 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,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,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,带兵没有问题。
 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,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。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:“奉都督府命令,将某某交给我,你们各自回营。”
 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震住了,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,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,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。
 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,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。这是乱世啊,饶你十八分精细,大兵们要吓你关你,甚至于杀你,都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 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。与那个横蛮的“黄同志”相比,“熊同志”的态度已经是春风拂面,加上还有解救之恩,不给他给谁呢?
  熊克武如愿拿到股票。
 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,但他又不真的是黄兴兄弟,就算给人当了回托,做了一次洋葱头,也只能自认晦气。
 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。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,一圈比较下来,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,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,运输方便,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。
 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。早在广州起义时,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,对于军械的品种、质量不算外行,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,可与日商直接对话,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,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。
 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:用股票作抵押品,一年后以现金收回,连利息都不用付。
 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,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。一切行将谈妥,就在快要签字时,日商忽然改了主意。
 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,当然是居无定所,将来一年期满,找不到人怎么办?须知借钱容易,讨债可不易,这就叫作“借米下得锅,讨米下不得锅”。
  日商提出,光股票还不行,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。
 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,但既是有求于人,就不能不委曲求全。
  江浙官员中,江苏都督是四川人,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,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,也是转正过来的“同志”,包括熊克武、王子骞在内,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。
  在中国社会,说到底,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。王子骞再次出马,七弯八绕,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,搞定了这件事。
  合同一签,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,至此,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。
  1912年1月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,军衔为左将军,相当于中将。
 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,士兵征招的也清一色是四川人,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。
  五百元股东
  临时政府成立后,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向熊克武问计,讨论如何北伐。
 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,论数量,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,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。
  “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,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,立场不稳,观望态度也很明显,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,打了胜仗还好,若是战事不顺,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。”
  熊克武的设想是,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,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,这样,万一形势不利,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落脚之处。
 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,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,其一是成都的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,其二是重庆的“蜀军政府”,两个政府一东一西,“反正”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它军队,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,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。
 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,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员组成,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,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,重庆远远不及成都。蜀军入川,便是要扎根重庆,给党人撑腰。
 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。
 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,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蜀军。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所客轮,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。
  说好运费一万,先交一半,签合同时,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:“一万那是实价。你是经手人,需要多少回扣,尽可以加进去,然后写在合同里。”
  末了,他还添了一句:“贵国人向来如此,已成行规。”
  运费还有回扣,日商不说,王子骞都不知道。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:“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,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,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。对我来说,可算无理之至。”
  日商愣了一下,赶紧赔笑道歉,站起身来,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。
  这小日本脸上笑,心里其实也在笑,想想能省下回扣,能不开心吗?
 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,即将签字,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:“好,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。”
  喜滋滋的日本人好像又被扔进了冷水盆里:“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?是你自己不要回扣,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?”
  王子骞回复得很妙:“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,所以我不要。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,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,自然还有还价余地,这些钱必须给我。”
 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,日商无言以对,只好掏了五百出来。
 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。回去后即登记入帐,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。
  因为这件事,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“五百元股东”。
  熊克武、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,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“腐败清廷”,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,但现实生活的难题,往往并不像“五百元股东”这么简单。
  1912年2月23日,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。到达宜昌后,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,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,客轮暂时无法东驶,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。
 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,也没有别的事可做,一个外号“毛牛”的营长闲得发慌,便找到熊克武,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帐。
 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,就没有四川的“保路运动”,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,再说开去,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,连蜀军都无法开张。